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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四展——“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正式对公众展出，展览以“龙”为暗线勾勒出五千多年前龙形文物的发展脉络，形成一条“龙脉”，且汇聚了红山文化最为重要考古历程和最新发现。

作为此次展览的学术顾问，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高蒙河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专访时表示，观众观展时可以从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理解红山文化。

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您作为此次展览的学术顾问，介绍下此次展览的策划思路？

高蒙河：“龙腾中国”在内容叙事上紧扣“龙”这个题眼做文章，采用了双线交织的方式进行展示，主线围绕红山文化的文明成就，“龙”的元素作为一条暗线时时隐现于展览之中。三个单元以“龙出辽河”“龙行红山”“龙衍九州”为题，以龙象征红山文化，建立起辽河流域史前龙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一单元“龙出辽河”追溯红山文化起源和发展，展示红山文化兴起；第二单元“龙行红山”围绕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坛、庙、冢”礼制建筑组合，聚焦红山古国特征；第三单元“龙衍九州”解读玉器与玉礼，关注红山文明传承。

展览现场

在展品组织中，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安排，通过展厅正中心的一条“文明之轴”把入口中心展柜的C形玉龙、玦形玉龙等文物串联起来。把龙形文物在辽河流域的产生、发展、传播和红山文化的兴起、繁荣、影响的脉络进行对照展示。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以“龙”为暗线勾勒出北方地区史前龙形文物发展脉络，可谓是北方史前“龙”一次“全家福”式的聚会，都来了哪些难得一见的龙形文物？

高蒙河：“龙出辽河源”是考古学家对红山文化大量出土龙形器物的高度概括。尽管在中原和南方等地区也发现过早期龙形文物，但辽河流域发现的史前各种龙形文物，时间最早、类型最多、序列也最完整，属于史前中国早期玉龙起源和发展的全盛阶段。

此次展览展出的龙形文物以考古出土为主，采集、征集为辅，汇集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和北京、天津、上海四省三市藏品，涵盖蚌陶石玉四类材质。

其中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吉林左家山遗址出土的石龙或为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石雕龙。这件石雕龙1985年发现于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其外观与红山文化玉猪龙十分接近，只是更显古朴，或为后来各地玉雕龙的“祖形”。

玦形石龙左家山下层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 1985年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023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发现的一件前所未见的蚌质龙形遗物，与玉龙不同的是，其身躯是横向舒展开来的形态。它也是首次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早中期的龙形文物，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龙形象和龙信仰传承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展览现场 2023年内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出土的蚌质龙形遗物，其身躯呈现横向舒展开来形态

展出红山文化玉龙16件，包括1件C形玉龙和15件玦形玉龙（玉猪龙）。玉龙作为红山文化最为人所熟知的玉器，按照器型可以分为C形龙和玦形龙两种。前者多为遗址采集，后者较多正式发掘出土。其原型学界未有定论，有猪龙或者熊龙等不同说法。

展览现场 “C”形龙故宫博物院藏

展厅中轴线上有2件玉龙，一件为C形玉龙。该类玉龙迄今共发现4件，其中最为公众所熟知的是国博所藏那件，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由于它正在展线上，遗憾未能借展，此次位于展览中轴线上展出的C形玉龙是故宫博物院藏品，与国博那件造型相似，但在玉的颜色上有所不同。

展览现场红山文化玦形玉龙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984年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

展厅中轴线上另一件是1984年由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龙，这件玉猪龙非常精美，可以说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视觉标识之一，很多红山文化宣传材料、书籍都会用它作为标志，这也是首次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的玉龙。

除上述2件玉龙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玉龙也不容错过。2014—2016年，辽宁朝阳半拉山积石冢遗址发现的玉龙与石钺共出于一个墓葬，可能象征了神权与军权的结合；2022年于河北郑家沟遗址发现的玉龙，可能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晚的红山文化玉龙，河北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时代下限可能超出了以往的认知；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元宝山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考古出土最大的玦形玉龙，长15.8cm，该件文物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内蒙古地区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的认识。

展览现场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元宝山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考古出土最大的玦形玉龙。

展览汇聚的龙形文物，贯穿了前红山文化和红山文化早中期至晚期，形成一条“龙脉”，呈现北方地区史前龙形文物起源、演变过程，体现龙文化肇始于辽西，集大成于红山文化。

澎湃新闻：龙形玉器作为红山文化最具特征的出土文物之一，有哪些具体含义？对后世龙形象有什么影响？

高蒙河：玉龙的形象来源和具体含义的分析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象征天极和北斗，也有学者认为它的产生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发展有关，但玉龙无疑是红山文化重要玉礼器之一。结合考古发掘出土和采集品的情况看，红山文化玉龙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此类器物制作规范，形制的变化也不大，这表明红山文化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信仰和礼制。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中心大墓发现的玉龙

过去玉龙主要发现于积石冢内，但不在中心大墓。元宝山遗址发现的玉龙在中心大墓，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作为红山文化礼制与信仰重要载体的玉龙，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甚至超越红山文化其他类型的玉礼器。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还有哪些重要看点？

高蒙河：看点一，包含玉龙在内的红山文化玉礼器，展览集中展示近200件（组）红山文化玉器，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凤、玉人等重器悉数到场，体现了红山文化复杂的玉礼体系，可以说是后世玉礼器传统“六瑞”理念的滥觞。

展览现场

看点二，此次展览汇聚了38件（组）人像类文物，是辽河流域祖先崇拜的实物见证。人像类文物以红山文化为核心，横跨距今8000至4000年，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石人、到红山文化陶、泥、玉、石人像，再到小河沿文化人形陶壶，反映了崇祖传统在这一地区具有深厚的根基。

展览现场石雕人像

展览现场红陶女神像（左）人形陶壶（右）

看点三，红山文化坛庙冢，这是红山文化礼制建筑的代表，也被誉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对后世影响巨大。展览展示与坛庙冢直接相关的大量文物，同时配合数字化、艺术化展项，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红山文化重要文明成就。

澎湃新闻：红山文化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此次展览中还有哪些呈现？

高蒙河：2024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70年间，考古探索一直没有间断。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等重量级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理论建设和课题意识不断加强，近十多年来的重要发现层出不穷。

聚落考古方面，发现了魏家窝铺、马鞍山桥、哈民忙哈等大型聚落遗址，丰富了我们对红山文化居住类遗址，特别是其早中期聚落分布、规模和形态的认知。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的北部圆冢（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墓葬考古方面，发现半拉山、元宝山、郑家沟等积石冢为主的遗址，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加深了我们对红山文化积石冢及其反映的葬俗和祭祀行为的理解。

红山文化礼制中心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最为亮眼，在第一点也就是“女神庙”所在的地点，发现并初步确认了9个大型积石台基，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最厚的堆积可达4-5米，展示了红山社会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此外，在“女神庙”周边台基发现了中轴对称的道路和排水系统，与“女神庙”连为一体，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以中轴对称方式营建的礼制建筑。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上述遗址考古工作获得的认识，以及出土的重要文物在本次展览中基本得到了体现。

澎湃新闻：红山文化被苏秉琦先生称为中国文化的“直根系”，牛河梁遗址坛庙冢被誉为“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表明，红山文化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之一。这一新的理论成果的发布，对多年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高蒙河：根据国家文物局2023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处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

红山文化作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之一，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可以说，“红山文化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文明形态。牛河梁的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了五六百年”。

内蒙古赤峰

过去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零星的、孤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当于把过去所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重新整合，将其置于中华文明起源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体系脉络里面，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才有了更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所以通过这次展览，我们不但把最新考古发现呈现给观众，也把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呈现给观众，给观众提供一个“文明的视角”，从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理解红山文化。去年秋，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被写入人教版《中国历史》上册，这是继良渚遗址之后，又一列入统编教材、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材料。红山文化与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