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南门散打搏击联系1891-5555-567

adminddos 2025-06-25 09:26:09 2 抢沙发

默认

摘要： ...

用典还是写实？唐人诗句中的长安荔枝

最近，由作家马伯庸小说改写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正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配合荔枝季的来临，引发了一股荔枝热。马伯庸小说的写作缘起，是阅读了历史学家于赓哲先生关于岭南荔枝入长安途径及可能保存方式的考证。而在于赓哲先生之前，史学界对长安荔枝来源及路径问题已经有了多方研究，尤其以严耕望和杜文玉两位先生最为详实。

《长安的荔枝》海报

纵观史学家们对玄宗朝长安荔枝来源的研究，其中引用的唐代史料，除了唐代后期笔记《唐国史补》之外，基本都是文学作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与唐玄宗、杨贵妃同时代的杜甫《解闷》中“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病橘》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以及曾经历过天宝时期的中唐诗人鲍防《杂感》中“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等诗句。于赓哲、王昊斐两位先生的论文《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即据此证明天宝时人就有贵妃荔枝贡自南海的认识。

不过，如果仔细推究，这些诗句却未必都是对唐代荔枝产地的写实描述。首先看杜甫的《解闷》其九，于先生认为其中“炎方”乃是指岭南地区，并举出李白、柳宗元等人诗句为证。实际上，杜甫自己的作品中就多次提及“炎方”，且均是指蜀中而非岭南，如杜甫《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说自己在炎热的夔州终于遇见凉风，以致“衰年旅炎方，生意从此活”。这里杜甫自言“衰年旅炎方”，显然是指自己安史之乱后漂泊蜀中的经历。又如杜甫在夔州种莴苣不成，写作《种莴苣》诗，愤怒地将原因归结为炎热的气候：“阴阳一错乱，骄蹇不复理。枯旱于其中，炎方惨如燬。”这里“炎方”一词显然也是指代他当下所处的蜀中地区。杜甫安史之乱后来到蜀中，后对此地炎热气候非常不适应，写过大量苦热之作，将此地称为“炎方”，正是杜诗中的特殊习惯。杜甫的《解闷》组诗也写作于夔州时期，共十二首，其中第九至十二首都与荔枝有关，第九首即“炎方每续朱樱献”，紧接着的第十首说“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回忆起自己在泸州、戎州食用荔枝的经历，并将之与“京中旧见”相比，正是将长安的荔枝看成是蜀中所贡。由此观之，杜甫说“炎方每续朱樱献”，应该还是指蜀中荔枝。同样，于先生论文中提到晚唐郑谷《荔枝》中“平昔谁相爱，骊山遇贵妃。枉教生处远，愁见摘来稀。晓夺江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恋，为尔即忘归”的描写，认为“瘴”“南荒”的表述证明诗中所言为岭南荔枝，实际上郑谷另作有一首《荔枝树》，其中云：“二京曾见画图中，数本芳菲色不同。孤棹今来巴徼外，一枝烟雨思无穷。夜郎城近含香瘴，杜宇巢低起暝风。肠断渝泸霜霰薄，不教叶似灞陵红。”其中也提到“瘴”，但地点是“巴徼”“夜郎”“渝泸”，结合郑谷数次入蜀而未有岭南经历的生平，这首诗说的也是蜀中荔枝而非岭南荔枝。

再来看杜甫《病橘》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的表述。《后汉书·和帝记》曾记载过东汉进献荔枝之事：“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杜诗中“南海”“奔腾”，很明显是引用《后汉书》字面，未必真的认为唐代的荔枝也从南海运来。唐代诗人常用“以汉代唐”的写法，以汉代的地点、事件、人物为字面，隐喻唐代发生的事件，不能认为其中写的就是现实中唐朝的地点。即以杜甫《病橘》而言，诗歌的主体是写橘，中有“常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之句，是借汉代蓬莱殿贡橘之事喻指唐代贡橘，并非说唐代的橘实进贡到了汉代蓬莱殿的旧址。同理，宋代苏轼《荔枝叹》中言运送荔枝“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也是运用《后汉书·和帝记》中“十里一置，五里一候”的汉代典故，而非描述宋代事实。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鲍防的《杂感》，诗歌开头就用了以汉代唐的写法：“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其中“天马苜蓿”是用汉武帝引苜蓿入中原种植以为大宛天马提供草料之事，“葡萄”也是汉代开西域后入贡之物，并非唐代也有天马、苜蓿之事。接下来写荔枝的四句“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也是一样，诗句中象郡是广西，桂阳在湖南，林邑更远在越南，如果将此诗看作实指，那么荔枝的来源就不是岭南，而是越南，显然不合情理。实际上这里提到林邑、象郡等，是因为《三辅黄图》中曾有汉武帝破南越国得荔枝的记载，南越国灭亡后，武帝在此设立交州，汉和帝时进贡荔枝即在交州。鲍防诗中林邑、象郡均是南越国区域及周边地区，与交州的地域相近，因此鲍照在这里还是在用汉代典故的字面，并非实指唐代荔枝产地就在林邑。

“一骑红尘妃子笑”为何必须在华清宫？

以上考证并不是想强调唐玄宗朝荔枝进贡的源头就是蜀中而非岭南，只是想说明，唐人作诗时并不一定将如实提供史料作为首要目的，而是更注重将当下的事件置于一个戏剧性的、能够发人深思的上下文中，帮助读者发掘其中的经验和道理。杜甫《病橘》写的是他在蜀中看到本拟进贡天子的橘实收成不好，干瘪酸涩，开始为皇帝“玉食失光辉”发愁，但转念一想，此时安史之乱余波未平，正是“当君减膳时”，橘实的减产也许正是天意。诗歌的最后刻意在描写巴蜀进贡的荔枝时用上“南海”“奔腾”等字面，正是要将唐代的荔枝运送与《后汉书》所记载的历史教训作对比。在《后汉书》中，汉和帝得知荔枝运送如此耗费民力，认为“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立即下诏停止进贡，而唐代在内乱之后，民生凋敝，君主岂非更应忍耐口腹之欲，将心思花在安抚百姓上？杜甫在这里并没有一句直接的议论，只是引入了《后汉书》中的字面，就让读者不自觉地在汉唐对比中开始思考君主的责任与君民关系。鲍防的《杂感》也是如此，在写完汉代荔枝运送的遥远与艰难之后，鲍防将诗歌的视角移回了汉朝的甘泉宫：“甘泉御果垂仙阁，日暮无人香自落。远物皆重近皆轻，鸡虽有德不如鹤。”在汉朝帝王致力于耗费民力运送远方荔枝的同时，自己甘泉宫内甜美水果结实累累，却因无人在意而自生自灭，正因为鲍防将荔枝的产地安排在遥远的林邑，才能与近在长安的甘泉宫产生鲜明对比，显示出荔枝运送的荒唐和无意义。

在唐代吟咏荔枝的诗句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牧《过华清宫》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直接将荔枝与杨贵妃建立了联系。《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运送荔枝的主要难点之一，就是要在六月一日杨贵妃生日之时将荔枝送到贵妃嘴边，获得她的欢心。不过在《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运送荔枝的目的地是在长安，杜牧诗中荔枝进献的地点却是在长安东南骊山上玄宗的行宫——华清宫中。华清宫以温泉知名，比较适合冬日度假，在《旧唐书》中，记载玄宗车驾临幸华清宫的时间基本都是农历十月、十一月，《旧唐书·杨贵妃传》中则直接有“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的记载。众所周知，荔枝成熟是在夏季，而玄宗、杨贵妃临幸华清宫多是在冬季，在时间上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北宋陈正敏《遯斋闲览》即据此批评《过华清宫》“词意虽是而失事实”。不过到了南宋，又有学者为杜牧翻案，如程大昌《考古编》引唐代笔记小说《甘泽谣》中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生日恰逢荔枝进献，玄宗命作《荔枝香》曲的记载，认为六月华清宫进献荔枝也并非无据，乃是当时“传信语”。王灼《碧鸡漫志》则据杜牧另一首《华清三十韵》中“尘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的说法，认为华清宫中既然能见到荔枝筐，则玄宗与杨贵妃很可能确曾夏日前来。

华清宫遗址鸟瞰

不过《甘泽谣》毕竟是小说家言，杜牧在华清宫中看到“荔枝筐”也只是一面之词，我们并不能据此断定贵妃在华清宫吃到荔枝是确有其事。更何况北宋《新唐书·杨贵妃传》中对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的描述为“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确提到荔枝是送至京师长安。由此看来，杨贵妃在华清宫吃荔枝之事，还是有颇多疑点。

但是对于杜牧的《过华清宫》而言，华清宫这个地点又是不可被长安替代的。首先，华清宫是皇帝休养的行宫，天生与私人享乐挂钩，不像“长安”那样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华清宫远离政治中心长安的地理位置，正隐喻着帝王离开了他处理政事的职责，因此《过华清宫》第一句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就隐含有玄宗抛弃锦绣江山、沉溺私人享乐之意，与李商隐《隋宫》中说隋炀帝“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同时，高处骊山之上的华清宫与居住着文武百官和百万人口的长安相比，更具有崇高感和疏离感，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自己经过骊山时的感受，说“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形象地写出了帝王行宫的高不可攀，和羽林禁卫的严不可逾，这种高不可攀和严不可逾，正体现了君主对国家和百姓的疏离。杜牧诗中荔枝运来时“山顶千门次第开”的热情场面，恰与华清宫在百姓眼中的高冷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借助“一骑”的连接，华清宫中高高在上的神仙们，得以与“红尘”接触，而使他们纡尊降贵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紧急军情，仅是“妃子笑”和“荔枝”这样饮食男女之欲而已。在这里，华清宫的高峻，保证了这样荒唐的景象“无人”得知，但是这首诗写的并不是现实，而是百年后诗人的追忆和想象，在知道后来安史之乱、明皇幸蜀、贵妃自缢等一系列事件的诗人看来，唐玄宗将自己包裹在高峻华清宫内的行为，又显得格外自负而愚蠢。杜牧的另一首《过华清宫》绝句将这层意思写得更明白：“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只有当中原凋敝、战火连绵时，玄宗才想到从高峻的华清宫中回到人世，但早就来不及了。由此看来，华清宫这个可靠性不那么高的地点，恰恰能使万里运送荔枝这一行为的荒诞性得到最极致的体现，因此也成为后世乃至今日我们想到唐代荔枝时最先印入脑海的场景。

荔枝故事与后世君臣的自省风气

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面世后，文人们立即将荔枝和唐王朝的衰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杜牧诗中红颜一笑的旖旎与即将到来的安史之乱之间的紧张感，也成为后世诗人不断追述的主题。杜牧的好友张祜绝句《马嵬坡》后两句“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写佳人已去而荔枝犹来，饱含今昔之悲，正可作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最佳注脚。欧阳修参编的《新唐书》中，特别加入了杨贵妃嗜好生荔枝的部分，又从《甘泽谣》中收录贵妃生日食荔枝而作《荔枝香》曲的说法，其讽谏之意，昭然纸上。欧阳修另有《浪淘沙令》咏荔枝，下片曰：“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将杜牧、张祜两首绝句的诗意结合到了一起，展现出荔枝事件对李杨爱情与唐代江山两方面的摧残。晁说之《荔枝送郭玄机戏作》其二中“荔枝一骑红尘后，便有渔阳万骑来”之语，则用蒙太奇的手法将骊山荔枝和安史之乱直接联系在一起。

宋代以后，荔枝的种植、运送逐渐成熟，热爱荔枝的士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蔡襄《荔枝谱》这样关于荔枝的专门著作。但是不论多么喜爱荔枝，文人们在提到荔枝时，都不免想到“一骑红尘妃子笑”带来的教训。比如曾声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苏轼，在《荔枝叹》中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的惨烈对比回应着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并在最后从批评荔枝转到了批评北宋官员竞相挑选名贵茶叶、牡丹进贡天子以邀宠的丑态，直言“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两宋间名臣李纲在宋徽宗宣和二年被贬福建，得尝荔枝，他一方面惊艳于荔枝的美味，写下“南海何年贡荔枝，知音千古有杨妃”（《初食荔支》）的感叹，另一方面又对沉溺口腹之欲的祸患十分警惕，在《减字木兰花·荔枝》中，他继续描绘杨贵妃尝荔枝的场景：“华清赐浴。宝瓮温泉浇腻玉。笑靥开时。一骑红尘献荔枝。明珠乍剖。自擘轻红香满手。锦袜罗囊。犹瘗当年驿路旁”，词末从华清宫写到马嵬坡，在怀古的同时，也未尝不是用杨贵妃的结局自我警告。自此，荔枝逐渐成为古人知识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徽记，提醒着人们不可为了一己口腹之欲而忘记了对民瘼的关心。

与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福州知州，此时福州荔枝已成为士人新宠，已有超越蜀中、南粤荔枝之势，曾巩想要通过进献荔枝博得宋神宗的好感，写了一封《福州拟贡荔枝状》向神宗报告他调查福州各地荔枝优劣的心得，但他随即想到了汉唐进献荔枝的种种教训，特地声明说：“盖东汉交趾七郡，贡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驰走，有毒虫猛兽之害。而唐天宝之间，亦自巴蜀驿致，实开侈心。当陛下之时，方以恭俭寡欲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议及于此也，至于岁贡，既干而致之。”强调自己进贡的乃是干荔枝，只是想赶在秋冬之前进贡，找一些较佳的品种，这样口味会更好一些，不用“昼夜驰走”，与唐玄宗的奢侈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曾巩此举还是遭到了后世文人的非议，清代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茘枝徒以供口体之养，虽其品不佳，与少失其时，未为害也。今乃欲以盛夏入贡，而又详录其品以进，万一人主生其侈心而亦为驿致之事，吾不识将何以解于君子之讥哉！”何焯用了苏轼“口体之养”的论断，认为曾巩虽然进贡的是荔枝干，但他详细列举了各种荔枝品种优劣，足以引起神宗的好奇，万一神宗因此要求进贡新鲜荔枝，那曾巩就难辞其咎了。

玄宗荔枝的故事，不但提醒着大臣们努力防止君王沉溺口体之养，也让君主时时反思，避免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宋徽宗十分喜爱荔枝，甚至将荔枝成功移植到开封，种在保和殿下，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当宋徽宗移植荔枝成功之后，亲手将荔枝摘下，赠给戍守北方边关的庆远军节度使王安中，并赐诗云：“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馨过燕山。”这里的“红尘”即反用杜牧“一骑红尘”典，强调自己种荔枝是分给文武百官、边关将士，而非仅供一己私欲。这种将自己与唐玄宗划清界限的冲动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三年作《食荔枝》诗，首句即强调自己的荔枝是“岁贡非劳驿骑驰”，并没有劳动太多民力。到了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又写了一首《荔枝》诗，注释中自言所食荔枝乃连根放置桶中船运而来，路程不甚艰难而荔枝可保新鲜，因此他认为“若杜诗所云‘一骑红尘’自南海七日而驰至长安”是“记载之书多不实”，过于夸大了荔枝运送的难度，而且即使快马加鞭，也到不了“人马驰毙”的程度。这里乾隆虽然主要是在炫耀自己通过实践看出了古书中的一处破绽，但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想要强调自己每年吃进贡荔枝的行为并不像书中说的那么昏庸吧。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大英博物馆藏

唐玄宗时荔枝进贡的起点是蜀中还是岭南？运送的终点是长安还是骊山？今天的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正是那些史实上颇为可疑、地理上含混不清的诗句，通过文学传统中的不断征引，让“奔腾阻险，死者继路”的警示和“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记忆，深深铭刻在所有中国人的内心中，时刻提醒我们思考治民者的责任，警惕“口体之养”带来的堕落。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杜甫、杜牧们诗句中的内容是否反映了唐代的史实，它们给后世带来的影响都是真实的，也切实成为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符码，刻在我们民族的基因中。直至今日，还有作家将杜牧的一句诗扩展成整篇小说，再扩展成长篇电视剧，观众们也都对长安荔枝的故事兴致勃勃、感同身受，正是这绵延千年的基因被激活的最好证明。